本期主讲嘉宾:郑梦熊
郑梦熊,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原汉中市挂职副市长、省委农工办主任、省委办公厅巡视员。兼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陕西统筹城乡发展研究院院长。从事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和政策研究工作,先后发表调查文章、研究报告及论文200余篇,参与起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期陕西大部分有关农村政策文件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的重要讲话,主持起草了新世纪以来省委省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央13个一号文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实施意见、《新农村建设规划》等有关“三农”工作的重要文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很有必要正当其时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农业农村经济获得巨大发展,非农产业从无到有;农民收入大幅增长,农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农村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农村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实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使农民得到了很多实惠。这其中,从2006年党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到2016年十年,是农民负担显著减轻的十年、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十年、是农村社会事业取得重大进步的十年、是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明显缩小的十年,也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十年,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取消农业税,农民由“贡献者”变为“受益者”,国家由“索取者”变成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农村虽然有所发展,但与繁荣的城市相比差距依然很大,主要表现在农业兼业化、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的“三化”趋势明显。全国农村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4700多万留守妇女、5000多万留守老人,“三留守”问题突出等。农村缺人气、缺活力、缺生机,面临“成长的烦恼”,农村建设和社会发展明显滞后。同时,“二元体制”仍居支配地位,不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很大,城乡基础设施差距依然很大,医保有差距,养老有差距,同命不同价依然存在等。从全局来看,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经济全局发展,但长期这样经济政治上都不能持续。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因此,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原则,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工业农业一起抓、坚持城市农村一起抓,并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
肯定乡村的价值,是对多年来“农村城镇化”路径的一种校正 “去乡村化”是一种片面观点和做法。村庄是农耕文明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勃发的根源所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象征。随着时代发展,乡村价值要重新审视。现如今,乡村越来越成为人们养生养老、创新创业、生活居住的新空间,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乡土文化,民俗风情、农家美食,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乡村慢生活是当代社会的时尚。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劳作变体验,乡村的优美环境、绿水青山、良好生态成为稀缺资源,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日益凸显。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必须认识到,农业要在工业的反哺下、农村要在城市的支持下进入现代文明。工业从农业而来,城市由乡村而来,市民由农民而来,城镇和乡村是互促互进、共生共存的。要重塑城乡关系,就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在体制机制上要统筹,要实现的是城乡在经济社会发展体制上的一体化,农民与市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基本权利的平等化,包括学习城市文明,既要努力缩小城乡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别,又要城乡有别,在发展路径上从农村的具体实际出发,在建设方式、建筑风格上一定要体现乡村的特色。
建成新农村后,实现城乡一体化后,城乡要有别、有差异,外观乡土化,内部现代化,既要留住乡村的“形”,全力恢复乡村的历史质感、保护乡村原有风貌,更注重留住乡村的“魂”,留住乡村的非物质文化传统。我们需要的是“升级版”的新农村,不要“缩小版”的城市,城乡有别,这样城乡的互动才有动力和吸引力,城乡之间的交流才能持久。否则,新农村建设就成为农村发展的败笔。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振兴的根本动力从何而来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巨大提升,农村生产力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主要标志或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深刻变化”。一是农业生产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二是农村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三是农民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四是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振兴乡村最根本的是要主动调整农村现行的生产关系,使其与已经取得很大发展、并发生了质的变化的农业农村生产力相适应,从而解决好振兴乡村的根本动力问题。
那么,如何调整现行的生产关系?首先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鼓励支持城市工商资本和市民下乡,使其成为现代农业发展和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新生主体。工商资本下乡是规模化农业的必要条件,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在带来资金和技术的同时,还给农业带来了人才。对工商资本下乡的政策应该“既要规范、引导,更要鼓励、支持”,坚持先放开、后规范,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人士投身乡村建设。其次,坚持以“三权分置”理论为指导,加快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步伐,大力发展以土地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合作型主体。分久必合已经成为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仍然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承包权讲公平,经营权讲效率,“三权分置”为解决土地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奠定了理论基础。要完善农村耕地“三权分置”制度,在依法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前提下,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理顺“三权”关系。第三,更加鲜明和理直气壮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集体经济支撑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地方,共同的特征就是集体经济实力较强。集体经济要强调“新型”二字,新型集体经济与过去“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集体经济有质的区别。第四,改造提高分化瓦解传统小农户,培育现代化的新农户。未来农业经营将是多元主体和多种规模并存。因此,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小农户指经过改造提高,发生脱胎换骨,改变为“现代小农”。要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第五,高度重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快“三变”步伐。要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开展清产核资,进行身份确认、股份量化,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本报记者 翁瑞 王朝阳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