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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挺立新脊梁
新华社记者 林晖 陈晨
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在中华农耕文明诞生地陕西杨凌，有这样一群科学家：他们数十年来扎根大西北、坚守黄土地，不是农民，胜似农民，把毕生所学奉献三农，将报国之志守望相传，为祖国农业现代化燃烧起熊熊的科技火种。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学家。
始终不忘初心 矢志艰苦奋斗
西农大南门外，几孔简陋窑洞静静矗立，似乎与黄土高原司空见惯的窑洞并无什么不同。
弯腰走进窑洞，低矮的洞窟不足两米高，人在里面几乎无法直立，狭窄通道仅容两人并行通过。然而，就在曲曲折折的“洞窟”中，藏着小麦条锈病专家康振生和科研团队的“宝贝”——不同生长阶段的麦苗、感染条锈病病菌的试验植物……
“这里原来是抗日战争时期建设的防空洞。我们做小麦条锈病研究，需要低温实验室，上世纪80年代科研条件差，只好从荒废的防空洞上动脑筋。”康振生说。
这一用，就是30多年。
那时西农大所在的杨凌，不过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镇，远离都市，说是农科城，其实就是个农科乡。在人才“孔雀东南飞”的时代背景下，杨凌大量科研人员流失。有句话广为流传：“别说孔雀，杨凌连麻雀都飞走了。”
对于康振生来说，就至少有3次机会调到北京。
是什么让康振生们选择了扎根大西北，终日与黄土为伴？
“我是从小麦田里走出来的，我的事业就在小麦田里。”出身农家的康振生，亲眼目睹过条锈病对小麦生产造成的巨大损失。攻克小麦条锈病，成了他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我的一生只干了小麦条锈病防治这一件事。干好这件事，黄土高原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因为我的一点微薄的贡献，让农民兄弟们一年辛苦没白费，是我最大的骄傲。”这个从“窑洞实验室”中走出的新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转身又进入窑洞中“伺候”心爱的麦苗。
从黄土地中走来，回到黄土地中去。西农大的科学家多从农村走出，曾经艰苦的农家生活，塑造了他们朴实而坚韧的气质。
樱桃专家蔡宇良，年少时家里困难，中学时代每到晚上7点半就看不进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跟不上，饿得心发慌。”
尽管抱着“以后能吃上果子”的美好憧憬报考果树专业，但蔡宇良第一次见到樱桃的记忆并不美好。“那是西农校园里的两棵樱桃树，为了防止闲人偷摘，树下拴着条大狼狗，学生们只能远远看着流口水。”
没想到，从未吃过樱桃的人，日后竟然成了樱桃专家。
上世纪80年代，蔡宇良有了去英国学习进修的机会。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果树栽培技术，强迫自己每天长跑锻炼身体。“跑步是为了防止生病，一生病，就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哩！”
农业专家培育优秀品种，常常要深入山野寻找野生种质资源。一次，在云南密林中发现一棵野生樱桃树，蔡宇良拨开半人多高的杂草，兴奋地往前跑，只听见后面一个村民尖利的呼喊：“蔡老师，你后面追着一条蛇！”
“五步蛇”“烙铁头”……蔡宇良见过的毒蛇不可胜数。野外考察中，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多渴，水壶里的水一定要留半瓶。“万一被蛇咬了，还要靠这半瓶水兑解药救命。”
历尽千辛万苦，只为擦亮心中那个神圣的梦想。
小麦育种专家吉万全的家在学校家属区。多少个傍晚，妻子站在家里阳台上张望，从晚霞落山望到夜幕降临，不足300米的距离却好似远在天边，总是见不到丈夫的身影。
“我们搞小麦远缘杂交的，出成果周期长，必须下苦功夫。在实验室用显微镜观察记录小麦胚芽情况，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一抬头，天就黑了。”吉万全笑着说。
为了选育出最优良的品种，从播种、管理到收割、脱粒，育种专家们必须和普通农民一样，辛勤劳作于田间地头。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每次面试研究生，吉万全上来第一句话就是：“你怕晒太阳吗？”
“搞农业科研，就是要与土地、与阳光雨露打交道。不愿意晒太阳，怎么搞得好？”吉万全一脸严肃。
面对杨凌艰苦的条件和农业科研的艰辛道路，不是没有人选择退却。当年一位全国育种界的权威专家在杨凌工作时曾招了5个研究生。如今，一个在北京，3个在美国，只有吉万全一个人留在杨凌。
留下来的火种，终成燎原之势。
近年来，西农大累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40项，主持完成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72项，试验示范站累计推广示范面积超过3亿亩，新增经济效益500多亿元……
把农民当作亲人处 将论文写在大地上
第一眼见到“羊教授”周占琴，不少人暗中嘀咕，“这是农村老太太，还是大学教授？”
“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件红毛衣，就是为了显年轻。虽然岁月的风霜早早在我脸上刻上了皱纹，但我今年才60岁，你们可不要以为我70多岁了啊！”面对记者，周占琴发出爽朗的笑声。
旁人又如何知道，一个曾经如花似玉的姑娘，选择畜牧养殖这条道路，经历着多少艰辛。记不清有多少次，周占琴结束羊场的工作赶公交车，全车人都嫌弃地避而远之，那挥之不去的“羊圈味”仿佛成了她的特有标签。
“养羊是西北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一条路子，但养殖业特别容易亏损，我憋着一股劲，就是想为农民们找到最适合他们养的品种和技术，不让他们掉眼泪。”大学时阴差阳错选择畜牧兽医这个“有味道”的专业，她没有气馁，而是一心扑在了肉羊育种研究推广上。
为了跟踪布尔山羊杂交生长试验，周占琴来到秦岭山间一个羊场“蹲点”，一待就是两年。西北的冬天寒风刺骨，羊场没有暖气，早上起来，脸盆里的水冻成冰块，拿柴火烧才化开。
就连春节，她都没有回家，反而把丈夫孩子接到了羊场。“我们孩子现在还记得，别人家大年初一放鞭炮，我们家大年初一铲羊粪！”谈起往事，周占琴哈哈大笑，仿佛过往的艰辛都化作浮云。
但养殖户们永远记着她的贡献。
陕西铜川养殖户舒小明，因为养殖经验不足，曾经在24天内陆续死了186头羊，巨大的经济压力几乎压垮了他的生活。周占琴得知后，自己开着车来到舒小明的羊场，手把手选品种、教技术、作指导。
“周教授给我的指点，比给我了几百万还厉害！”从此，舒小明“认定”了周占琴，把她亲切地称作“羊祖宗”。
把课堂设在田间，将论文写在大地。脚踏着厚重的黄土地，西农大的农业科学家始终把农民当作最亲近的朋友。
核桃专家刘朝斌的办公室颇有些凌乱。斑驳的墙壁上到处是粘贴文件遗留的黄色胶带，书桌上堆满了文字材料。只有窗台上的几个玻璃罐擦得干净锃亮，里面装着他最心爱的核桃。
“干农业科技这一行，也不是没有抱怨过。每年寒假，别人好山好水好吃好玩，我们搞核桃的却要趁这段时间剪穗子做嫁接，每天在核桃树上爬上爬下，心里也不平衡啊！”刘朝斌笑着说。
然而，只要能为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刘朝斌就浑身来了劲。一年到头，他大半时间都花在核桃地里搞研究、作培训，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恨不得将毕生所学一股脑掏给他们。
也正因为长期从事技术推广工作，没跟上高校考核评价体系“潮流”，他副教授的帽子一戴就是15年。
“老刘，你别老往地里跑了，有这时间还不如多写点论文，早点把职称解决了！”有人善意提醒。
刘朝斌总是笑笑，不说话。为解决农民问题找课题，不是为写论文而找课题——这是刘朝斌始终坚守的信条。
农民兄弟的情感总是简单而直接，炽热而真诚。你对他好，他也对你好，常常让专家们眼含热泪。
油菜育种专家董振生，永远忘不了在陕西西乡县一个贫困户家里吃的一顿饭。
远离油菜主产区的高山谷地，是理想的油菜制种基地。董振生团队在一个名为三坪的高山贫困村进行油菜制种。那是秦岭南麓的一个偏远山村，光是上山的路就要走3个小时。
在董振生团队的精心指导下，农民们一亩地足足赚了约1500元，这个数字对于当年的贫困村来说前所未有。
收获季节，董振生再次上山，一个贫困户说什么也要拉他到家里吃顿饭。一进家门，董振生一下子愣住了：这户人家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并不为过，房子顶上甚至还有个窟窿，一眼望到天。破旧的桌上摆着4个缺角磨损的大碗，里面满满都是肉，没有一片菜叶。
这是这个昔日贫困的庄稼汉给予外人的最盛大的款待。董振生接过贫困户自酿的苞谷酒，一饮而尽。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接续奋斗再攀高峰
1977年出生的青年教师王晓杰来自海滨城市山东烟台，第一次踏上黄土高原，几乎被“吓跑了”。
“2001年，我坐着绿皮火车来西农研究生面试。眼看着火车窗外逐渐从绿色变为黄色，越走越荒凉，心里也是拔凉拔凉的。”王晓杰说。
直到见了研究生导师康振生，这颗已经失落到谷底的心才慢慢“苏醒”。康老师对科研事业的迷恋、对小麦条锈病研究的执着、对黄土地的热爱，深深感染着王晓杰。最后，他不仅留下来读了硕士、博士，还留校当了教师。
“西农的老教师们最令人感动的是对初心的执着和坚守。很多老师一辈子就研究一个事，这也是鼓舞我在农业科研道路上走到底的强大动力。”王晓杰说。
风雨兼程，薪火相传。直到现在，康振生仍坚持给本科生上学科导论，激发年轻学子热爱农业、报效祖国的壮志雄心。
“人生一个阶段要干一个阶段的事。我年纪已经大了，让年轻人接触更多的项目，挑起更重的担子，我们的科研事业才能越来越有前途。”年逾六旬的康振生说。
在传承中坚守，在开拓中创新。历经数十年的砥砺奋进，西农的科研队伍茁壮成长，如今仅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就有近600人。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始终不改的是科学家们浓烈的乡土之情、炽热的报国之心。
身穿普通夹克，脚上一双运动鞋，半头白发的李华说什么都难以和“洋气”的葡萄酒行业挂上钩。这个老农模样的“老头”，却是中国葡萄酒专业教育事业奠基人。
“八十年代留学法国学习葡萄酒专业，与其说是个人选择，不如说是国家任务。那时候心里没别的想法，就觉着国家还不富裕，花这么多钱送我们出来留学，一定要努力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李华说。
1985年回国后，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海归”葡萄酒专业博士，从“无教师、无场地、无教材”起步，李华发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专业。由于创业期间过度劳累，他曾在上课时一头栽倒在讲台上。
沐风栉雨，砥砺奋进。如今，李华的教育事业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全国葡萄酒行业80%的技术人员都出自西农，国内11家葡萄酒上市公司的技术老总，有8位是西农校友。
更可喜的是，他亲手创办的亚洲第一个葡萄酒学院，一大批新生力量已经接过接力棒。
“李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一个科学家要和所从事的事业一起成长，而不仅仅考虑自己生活得好一点。这就是西农专家的风骨，永远把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李华学生、现任葡萄酒学院院长房玉林说。
伟大的精神，常常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昔日“孔雀东南飞”的西农大，如今已不乏“凤凰西北栖”。
从事生态系统模型研究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于强，2016年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投奔”西农大。
“我在北京、上海以及悉尼等很多地方工作过，从没有见过一所大学把‘俭朴’的‘朴’字写进校训。”于强感慨地说，“如同‘诚朴勇毅’的西农校训，这里的教师艰苦朴素、朴实无华，以默默无闻的努力，悄然改变了无数农民的命运。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我很自豪。”
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回国的王进义教授，已经在西农大工作了11年。在他看来，一个学者选择在哪儿工作，关键是能不能发挥作用、实现价值。
“这里的老师和农民是一样的，把整个生命、整个生活融入黄土地中了。每当我在科研工作中遇到困难，看到他们，就感受到坚持的力量。在这里工作，可以为国为民作贡献，我以为这是一个学者最大的价值所在。”王进义说。
朴素的话语激荡人心，精神的力量一脉相承。
漫步西农校园，以树命名的道路纵横交错。苦楝路、栾树路、青桐路、鹅掌楸路……这里的科学家就像黄土地上一棵棵朴实的大树一样，扎根大地，迎风挺立，站成一座座令人肃然起敬的丰碑。
凤鸣高岗，弦声不息。一代又一代西农科学家们守望相继、薪火相传，必将为祖国大西北、为中国农业未来铸就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
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在中华农耕文明诞生地陕西杨凌，有这样一群科学家：他们数十年来扎根大西北、坚守黄土地，不是农民，胜似农民，把毕生所学奉献三农，将报国之志守望相传，为祖国农业现代化燃烧起熊熊的科技火种。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学家。
始终不忘初心 矢志艰苦奋斗
西农大南门外，几孔简陋窑洞静静矗立，似乎与黄土高原司空见惯的窑洞并无什么不同。
弯腰走进窑洞，低矮的洞窟不足两米高，人在里面几乎无法直立，狭窄通道仅容两人并行通过。然而，就在曲曲折折的“洞窟”中，藏着小麦条锈病专家康振生和科研团队的“宝贝”——不同生长阶段的麦苗、感染条锈病病菌的试验植物……
“这里原来是抗日战争时期建设的防空洞。我们做小麦条锈病研究，需要低温实验室，上世纪80年代科研条件差，只好从荒废的防空洞上动脑筋。”康振生说。
这一用，就是30多年。
那时西农大所在的杨凌，不过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镇，远离都市，说是农科城，其实就是个农科乡。在人才“孔雀东南飞”的时代背景下，杨凌大量科研人员流失。有句话广为流传：“别说孔雀，杨凌连麻雀都飞走了。”
对于康振生来说，就至少有3次机会调到北京。
是什么让康振生们选择了扎根大西北，终日与黄土为伴？
“我是从小麦田里走出来的，我的事业就在小麦田里。”出身农家的康振生，亲眼目睹过条锈病对小麦生产造成的巨大损失。攻克小麦条锈病，成了他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我的一生只干了小麦条锈病防治这一件事。干好这件事，黄土高原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因为我的一点微薄的贡献，让农民兄弟们一年辛苦没白费，是我最大的骄傲。”这个从“窑洞实验室”中走出的新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转身又进入窑洞中“伺候”心爱的麦苗。
从黄土地中走来，回到黄土地中去。西农大的科学家多从农村走出，曾经艰苦的农家生活，塑造了他们朴实而坚韧的气质。
樱桃专家蔡宇良，年少时家里困难，中学时代每到晚上7点半就看不进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跟不上，饿得心发慌。”
尽管抱着“以后能吃上果子”的美好憧憬报考果树专业，但蔡宇良第一次见到樱桃的记忆并不美好。“那是西农校园里的两棵樱桃树，为了防止闲人偷摘，树下拴着条大狼狗，学生们只能远远看着流口水。”
没想到，从未吃过樱桃的人，日后竟然成了樱桃专家。
上世纪80年代，蔡宇良有了去英国学习进修的机会。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果树栽培技术，强迫自己每天长跑锻炼身体。“跑步是为了防止生病，一生病，就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哩！”
农业专家培育优秀品种，常常要深入山野寻找野生种质资源。一次，在云南密林中发现一棵野生樱桃树，蔡宇良拨开半人多高的杂草，兴奋地往前跑，只听见后面一个村民尖利的呼喊：“蔡老师，你后面追着一条蛇！”
“五步蛇”“烙铁头”……蔡宇良见过的毒蛇不可胜数。野外考察中，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多渴，水壶里的水一定要留半瓶。“万一被蛇咬了，还要靠这半瓶水兑解药救命。”
历尽千辛万苦，只为擦亮心中那个神圣的梦想。
小麦育种专家吉万全的家在学校家属区。多少个傍晚，妻子站在家里阳台上张望，从晚霞落山望到夜幕降临，不足300米的距离却好似远在天边，总是见不到丈夫的身影。
“我们搞小麦远缘杂交的，出成果周期长，必须下苦功夫。在实验室用显微镜观察记录小麦胚芽情况，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一抬头，天就黑了。”吉万全笑着说。
为了选育出最优良的品种，从播种、管理到收割、脱粒，育种专家们必须和普通农民一样，辛勤劳作于田间地头。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每次面试研究生，吉万全上来第一句话就是：“你怕晒太阳吗？”
“搞农业科研，就是要与土地、与阳光雨露打交道。不愿意晒太阳，怎么搞得好？”吉万全一脸严肃。
面对杨凌艰苦的条件和农业科研的艰辛道路，不是没有人选择退却。当年一位全国育种界的权威专家在杨凌工作时曾招了5个研究生。如今，一个在北京，3个在美国，只有吉万全一个人留在杨凌。
留下来的火种，终成燎原之势。
近年来，西农大累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40项，主持完成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72项，试验示范站累计推广示范面积超过3亿亩，新增经济效益500多亿元……
把农民当作亲人处 将论文写在大地上
第一眼见到“羊教授”周占琴，不少人暗中嘀咕，“这是农村老太太，还是大学教授？”
“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件红毛衣，就是为了显年轻。虽然岁月的风霜早早在我脸上刻上了皱纹，但我今年才60岁，你们可不要以为我70多岁了啊！”面对记者，周占琴发出爽朗的笑声。
旁人又如何知道，一个曾经如花似玉的姑娘，选择畜牧养殖这条道路，经历着多少艰辛。记不清有多少次，周占琴结束羊场的工作赶公交车，全车人都嫌弃地避而远之，那挥之不去的“羊圈味”仿佛成了她的特有标签。
“养羊是西北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一条路子，但养殖业特别容易亏损，我憋着一股劲，就是想为农民们找到最适合他们养的品种和技术，不让他们掉眼泪。”大学时阴差阳错选择畜牧兽医这个“有味道”的专业，她没有气馁，而是一心扑在了肉羊育种研究推广上。
为了跟踪布尔山羊杂交生长试验，周占琴来到秦岭山间一个羊场“蹲点”，一待就是两年。西北的冬天寒风刺骨，羊场没有暖气，早上起来，脸盆里的水冻成冰块，拿柴火烧才化开。
就连春节，她都没有回家，反而把丈夫孩子接到了羊场。“我们孩子现在还记得，别人家大年初一放鞭炮，我们家大年初一铲羊粪！”谈起往事，周占琴哈哈大笑，仿佛过往的艰辛都化作浮云。
但养殖户们永远记着她的贡献。
陕西铜川养殖户舒小明，因为养殖经验不足，曾经在24天内陆续死了186头羊，巨大的经济压力几乎压垮了他的生活。周占琴得知后，自己开着车来到舒小明的羊场，手把手选品种、教技术、作指导。
“周教授给我的指点，比给我了几百万还厉害！”从此，舒小明“认定”了周占琴，把她亲切地称作“羊祖宗”。
把课堂设在田间，将论文写在大地。脚踏着厚重的黄土地，西农大的农业科学家始终把农民当作最亲近的朋友。
核桃专家刘朝斌的办公室颇有些凌乱。斑驳的墙壁上到处是粘贴文件遗留的黄色胶带，书桌上堆满了文字材料。只有窗台上的几个玻璃罐擦得干净锃亮，里面装着他最心爱的核桃。
“干农业科技这一行，也不是没有抱怨过。每年寒假，别人好山好水好吃好玩，我们搞核桃的却要趁这段时间剪穗子做嫁接，每天在核桃树上爬上爬下，心里也不平衡啊！”刘朝斌笑着说。
然而，只要能为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刘朝斌就浑身来了劲。一年到头，他大半时间都花在核桃地里搞研究、作培训，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恨不得将毕生所学一股脑掏给他们。
也正因为长期从事技术推广工作，没跟上高校考核评价体系“潮流”，他副教授的帽子一戴就是15年。
“老刘，你别老往地里跑了，有这时间还不如多写点论文，早点把职称解决了！”有人善意提醒。
刘朝斌总是笑笑，不说话。为解决农民问题找课题，不是为写论文而找课题——这是刘朝斌始终坚守的信条。
农民兄弟的情感总是简单而直接，炽热而真诚。你对他好，他也对你好，常常让专家们眼含热泪。
油菜育种专家董振生，永远忘不了在陕西西乡县一个贫困户家里吃的一顿饭。
远离油菜主产区的高山谷地，是理想的油菜制种基地。董振生团队在一个名为三坪的高山贫困村进行油菜制种。那是秦岭南麓的一个偏远山村，光是上山的路就要走3个小时。
在董振生团队的精心指导下，农民们一亩地足足赚了约1500元，这个数字对于当年的贫困村来说前所未有。
收获季节，董振生再次上山，一个贫困户说什么也要拉他到家里吃顿饭。一进家门，董振生一下子愣住了：这户人家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并不为过，房子顶上甚至还有个窟窿，一眼望到天。破旧的桌上摆着4个缺角磨损的大碗，里面满满都是肉，没有一片菜叶。
这是这个昔日贫困的庄稼汉给予外人的最盛大的款待。董振生接过贫困户自酿的苞谷酒，一饮而尽。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接续奋斗再攀高峰
1977年出生的青年教师王晓杰来自海滨城市山东烟台，第一次踏上黄土高原，几乎被“吓跑了”。
“2001年，我坐着绿皮火车来西农研究生面试。眼看着火车窗外逐渐从绿色变为黄色，越走越荒凉，心里也是拔凉拔凉的。”王晓杰说。
直到见了研究生导师康振生，这颗已经失落到谷底的心才慢慢“苏醒”。康老师对科研事业的迷恋、对小麦条锈病研究的执着、对黄土地的热爱，深深感染着王晓杰。最后，他不仅留下来读了硕士、博士，还留校当了教师。
“西农的老教师们最令人感动的是对初心的执着和坚守。很多老师一辈子就研究一个事，这也是鼓舞我在农业科研道路上走到底的强大动力。”王晓杰说。
风雨兼程，薪火相传。直到现在，康振生仍坚持给本科生上学科导论，激发年轻学子热爱农业、报效祖国的壮志雄心。
“人生一个阶段要干一个阶段的事。我年纪已经大了，让年轻人接触更多的项目，挑起更重的担子，我们的科研事业才能越来越有前途。”年逾六旬的康振生说。
在传承中坚守，在开拓中创新。历经数十年的砥砺奋进，西农的科研队伍茁壮成长，如今仅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就有近600人。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始终不改的是科学家们浓烈的乡土之情、炽热的报国之心。
身穿普通夹克，脚上一双运动鞋，半头白发的李华说什么都难以和“洋气”的葡萄酒行业挂上钩。这个老农模样的“老头”，却是中国葡萄酒专业教育事业奠基人。
“八十年代留学法国学习葡萄酒专业，与其说是个人选择，不如说是国家任务。那时候心里没别的想法，就觉着国家还不富裕，花这么多钱送我们出来留学，一定要努力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李华说。
1985年回国后，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海归”葡萄酒专业博士，从“无教师、无场地、无教材”起步，李华发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专业。由于创业期间过度劳累，他曾在上课时一头栽倒在讲台上。
沐风栉雨，砥砺奋进。如今，李华的教育事业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全国葡萄酒行业80%的技术人员都出自西农，国内11家葡萄酒上市公司的技术老总，有8位是西农校友。
更可喜的是，他亲手创办的亚洲第一个葡萄酒学院，一大批新生力量已经接过接力棒。
“李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一个科学家要和所从事的事业一起成长，而不仅仅考虑自己生活得好一点。这就是西农专家的风骨，永远把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李华学生、现任葡萄酒学院院长房玉林说。
伟大的精神，常常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昔日“孔雀东南飞”的西农大，如今已不乏“凤凰西北栖”。
从事生态系统模型研究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于强，2016年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投奔”西农大。
“我在北京、上海以及悉尼等很多地方工作过，从没有见过一所大学把‘俭朴’的‘朴’字写进校训。”于强感慨地说，“如同‘诚朴勇毅’的西农校训，这里的教师艰苦朴素、朴实无华，以默默无闻的努力，悄然改变了无数农民的命运。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我很自豪。”
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回国的王进义教授，已经在西农大工作了11年。在他看来，一个学者选择在哪儿工作，关键是能不能发挥作用、实现价值。
“这里的老师和农民是一样的，把整个生命、整个生活融入黄土地中了。每当我在科研工作中遇到困难，看到他们，就感受到坚持的力量。在这里工作，可以为国为民作贡献，我以为这是一个学者最大的价值所在。”王进义说。
朴素的话语激荡人心，精神的力量一脉相承。
漫步西农校园，以树命名的道路纵横交错。苦楝路、栾树路、青桐路、鹅掌楸路……这里的科学家就像黄土地上一棵棵朴实的大树一样，扎根大地，迎风挺立，站成一座座令人肃然起敬的丰碑。
凤鸣高岗，弦声不息。一代又一代西农科学家们守望相继、薪火相传，必将为祖国大西北、为中国农业未来铸就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
（新华社西安2月22日电）